1945～1946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进行国共和谈，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随后，由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毛泽东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的提法受到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欢迎，要民主，要自由，不要一党独裁，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1946年2月10日，重庆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随后，进步师生举行声援大会，父亲的同学、朋友王铃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王铃掩护其他师生先撤走，自己挺身而出与特务搏斗，以致颈部被刺刀刺伤。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民主与独裁两股力量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用集会、舆论、媒体文章宣传民主主张，而蒋政权的独裁政府以破坏、殴打、暗杀的特务手段对待民主力量。结果是愚蠢的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向共产党一边。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作为中国的统帅，个人威望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是他不能顺应民主、自由的社会主流，倒行逆施搞独裁专制，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从此蒋家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
毛主席应邀赴重庆国共和谈
1946年，王铃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他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帮助下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王铃头脑聪明、记忆力过人，但是有生活马虎、丢三落四、不修边幅的习惯，父亲帮他打点行装，把他的赴英证件和钞票分别缝在衣服的夹层里面，做好行前的准备工作。
1945年的国共和谈以后，中国走在和平还是战争，民主还是专制的十字路口，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父亲和同学王铃参加了经济系学生陶大镛主持的中央大学“中苏问题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陶大镛是左翼学生领袖，也是经济系的高材生，学生时代便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赴英国研究战后的资本主义，解放后成为我国知名经济学家。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真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功劳。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下，最大的时代课题是救亡图存，进步的知识分子需要寻求思想引领，从1919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有关专家统计，1919--1922年间，商务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余种，到1949年前更是出版有近50种，比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建的人民出版社还要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价值、价格及利润》《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三部马克思著作最具标志性意义，从此马克思的思想从商务印书馆流向了全国。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共产党人有陈独秀、茅盾、陈云、郑振铎、叶圣陶、徐梅坤、糜文溶、柳溥庆、董亦湘、杨贤江、糜文浩等人。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些共产党人撤出了商务印书馆，但是商务印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还在继续，比如1943--1945年间商务印书馆把“共产党宣言”以附录的形式附在学术著作后面躲过国民政府的图书审查，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一九四六年一、二月间，重庆文化界为欢迎延安人士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延安方面有邓颖超和江青参加。父亲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酒会。主办方精心准备了现场调制的鸡尾酒和好多种洋酒、红酒、果汁、美国汽水（即可口可乐，那时可口可乐随着盟军进入中国，被称为美国汽水），还有各种中西式点心：三明治、面包、蛋糕、春卷、烤肠、小包子等等。邓颖超和江青身着延安生产的粗毛制服，和现场的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及女来宾的旗袍不太融洽，从着装上明显分出延安和重庆两个阵营。延安来宾虽然穿着显得土气，但是在言谈举止上丝毫不输重庆来宾，江青虽然异常低调，闭口无语，但是举手投足、落落大方显出她的高雅气质。邓颖超在一九三九年便来到重庆，经常参加抗战集会发表讲话，大家对她比较熟知。江青是首次出现在公众眼中，来宾们都瞩目于她，一睹毛夫人的风采。主办方设置了长条桌，桌上摆满食物、酒水，来宾沿桌而立、随意走动。鸡尾酒会本是自由宽松的聚会，大家可以互相介绍、互相交谈，但是这次酒会的来宾们都比较拘束，除了主办方人士外，大家和延安来宾不太讲话，人们心里都清楚，保不准特务在哪个角落里注视着每一个人。战后的重庆经济还很萧条，这样的鸡尾酒会算是时髦和奢侈了，父亲他们这些来宾们只管多吃少说、大快朵颐，欢迎酒会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走完程序便草草结束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渝办事处）回迁上海，商务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主任端木先生调往香港，父亲接任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主任一职。上海时期的商务东方图书馆原本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对面，是一座五层大楼，藏书46万余册，被誉为“中国最大，亚洲第一”的图书馆，在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浪人纵火焚毁，所藏图书包括各种中外图书和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及各地的地方志、报刊杂志全部成为灰烬。图书馆是商务总经理王云五先生很重视的一个部门，对图书馆有特殊的感情。因为王云五先生自己是靠图书馆自学成才的学者，他自称：“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图书馆“不特能帮助学生获得许多的学问，并且还能养成他们自动研究的兴趣和高尚的思想。”王云五认为图书馆要具有平民化特征，服务于全社会，“现在时代的趋势，政治虽已有平民化的倾向，而一般学校却朝著贵族化的路上走去，赤手空拳的穷人们，只好徘徊于学校门外‘望洋兴叹’，我们要使大众都做有作为的国民，只有办图书馆！我们要不使这许多天才埋没，只有办图书馆！”显然，王先生把图书馆看作公共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作是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王先生对于图书馆中的馆员有一定要求，他认为要具备目录学的知识，特别是一些常见目录，如知见书目、考证书目、一般书目、分科书目、公家书目、私家书目、书局书目等都要研究。对于书籍，王云五先生主张图书馆要具备基本图书、实用图书、参考图书、消遣图书、因地而定特殊图书等五类。端木和我父亲都是王云五先生的学生，他们初进商务时，王先生的授课中便有这些内容。王云五先生在重庆商务重新走上正规达到“每日出版一书”后，便迫不及待地把商务印书馆的样书和后来出版的新书以及再搜集购买的书籍汇集一处，于1944年开办了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先后经过端木先生和我父亲的操持管理，从开始的每日阅读者一、二十人达到平均每日数百人。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僻处一隅，能有这样的业绩也算不错了。
（待续）